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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岩诗
王阳明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何来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城里城外话不同说官话的赣州人
赣南自唐代起便成了汉民族客家民系主要聚居地生活在这里的多万客家人，使用的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根据客家研究学者罗香林客家迁徙五次说，我们可以看到赣南是客家先民向南迁徙抵达的第一站，赣南山区是客家的最初摇篮，换言之，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在赣南。
然而，正是在这个客家方言的“汪洋大海”中央，却矗立着一个与客家方言截然不同的特殊的方言岛，它就是赣州城区的赣州方言岛。赣州是中国客家的最早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客家城市。但赣州市内，客家方言和赣州话混杂，成为赣南客家大本营中一块赣州话方言岛。
赣州话语调平缓，用词文雅，发音柔和，语流音变不十分活泼，尖团音区分严格，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特点是古入声字今读阳平，多数方言的调值也非常接近。因而可以说，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汉语，必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汉语，也必是西南官话。而根据年金虹《赣州话音系概要》中的描写，赣州话中的古入声字今读正是阳平（3调，例字：急竹一曲黑割缺约说切）或去声（1调，例字：月六入服局食白袜合药），[]符合西南官话的特点，因此，赣州话属于西南官话，赣州城区是一个西南官话方言岛。
赣州话属于西南官话的推断也得到了学者的肯定。胡松柏说，江西的官话分南北两种，赣北长江沿岸的九江市、九江县、瑞昌市的大部分乡镇说江淮官话，赣南的赣州市城区、信丰县城及城郊部分农村说西南官话。但是，它们都分别受附近的赣语或客家话的影响，带有赣语或客家话的某些特征。
赣南地区早在唐代就已成为客家民系主要聚居地，生活着大量的客家人，客家话也是这个地区的主要方言。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会产生赣州城区这样一个西南官话方言岛呢？对于赣州方言岛的成因，笔者认为应该从赣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史料记载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一）已有的赣州方言岛成因说目前，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赣州方言岛成因的说法，很多人都在猜测这赣州方言岛的由来，但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这些猜测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王阳明推广说。在赣州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是王阳明推广说。此说法是说，王阳明驻节赣州时，看此地为蛮荒之地，为了使人民开化，他设立书院讲学。在《赣州府志·经政志》中记载：“赣州文教始盛于宋，其地则周子、‘二程子’辙迹之所到也。明王文成（即王守仁（阳明））继之。我朝汤文正又继之。涵濡于教泽者深，故咸知自安，所谓得天地阳气之偏者，可以理义动也。国家尊崇圣制，嘉惠士林，亘古以来，罕与媲盛。隶名庠序者，宜何如砥砺束修，以仰答升平之雅化哉。”[王阳明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赣州人民也是日日来听他讲学，当时是盛况空前久而久之，潜移默化，赣州城区的民众就学习了王阳明的西南官话，并沿用至今。
对此说法，赣州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韩振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宋城赣州》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一传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语言有非常顽强的传承性，且不说古代信息闭塞，就是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要靠某一官员的行政力量推广一种语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再次，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其母语为吴语，即使王阳明推行官话，也只能是“浙江普通话”，而赣州人说的却是“西南官话”。
笔者认为，韩振飞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尹志伦在《论方言与人口迁徙》中提到，汉语中任何一个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同历史上人口迁徙、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的交流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动历史和社会向前发展。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去促使一种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可能的。此外，据《赣州府志》的记载：“王守仁，宇伯安，浙江馀姚人。初名云，更名守仁。”[4]这也印证了韩振飞的说法，王阳明自身所使用的方言是浙江方言，并不是西南官话，即使他的影响力够大，那么他所推行的也应该是浙江话而不是西南官话。因此，王阳明推广说是不能成立的。
.避嫌说。这一说法的核心内容是，王阳明主政赣州时期，为防止农民起义军进城刺探军情，要求赣州城区所有居民必须在短期内掌握“官话”，即当时通行的西南官话。否则，一律视为起义军或者山匪的探子，一旦抓获从严处理。受到这一律令影响，为了保住颈上人头，至少省却许多被盘查的麻烦，赣州城区居民无不彻夜学说。很快，官话便成了赣州城区的流行语言，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然而，对于避嫌说，赣南师范学院周建华教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当时赣州周边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基本上被朝廷的军队平息，不存在大规模部队攻城的可能。再说，农民起义军并不精于排兵布阵，先行派出探子进城探消息的可能性很小。
同时，中国作协会员、长期从事赣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龚文瑞也认为王阳明对赣州话的形成只能算是一个辅助因素，起的是推动作用。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他提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之观念，赣州剿匪过程成了他推行他的心学理论的政治过程，赣南成了他的政治试验地。因此，此种成因说基本上可以排除。
3.战乱说。赣州从南宋以来年间历经次围城战争，每一次战乱过后，城里的居民几乎惨遭清洗。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年），东南第六将校齐述，以八营四千人据州以叛，胁附者又四千人。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兵变，这对虔州的百姓是一场最惨重的打击，这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客家的赣州几无噍类。而外来部队长期在赣州驻军，在生活中与当地居民交流，其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赣州历经更迭的居民。由于部队通行的都是西南官话，所以这种语言也逐渐成为赣州城内居民的主要语言。
但是此种说法看似有理，并且有《赣州府志》的佐证，但并不是毫无疑点。虽然说当时赣州经过每一次战乱后，城里的居民几乎惨遭清洗，人口骤减，但是那些外来部队的驻军来自哪里？使用的是哪种方言？使用的是否是西南官话？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也尚待更多更准确的历史资料的证明。因而战乱说也并不能完全成立。
4.卫所制说。此种说法的核心内容是狼兵进驻同化了当地语言。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七年（公元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主任罗勇介绍，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特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广东语言学家丘学强出过一本《军话研究》的书，指出，在中国南方许多军事重镇在明代开始形成了一种军队语言，研究界称为“军话”。军话是散布于赣、粤、琼、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方言，他们因为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在福建武平、浙江苍南、广东惠州、海南儋县、崖县……这些地方仍保留着军话，这种语言截然不同于乡音。[7]自小在赣州城长大、长期研究赣州话成因的厦门大学教授徐辉考证，军话与赣州话基本相似，赣州话也属于军话系列。
而联系到之前的第三种说法“战乱说”，我们得知当时赣州人口锐减，随着明朝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使大量持西南官话的官兵居集于赣州城，这对于人口有限的城市的原始语言有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强大的力量逐渐改变了赣州本土的语言，而使得西南官话逐渐在赣州城区发展起来并流传于后世。
这种说法似乎比前几种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但也需要更多地证据来充分证明，以下笔者便结合史料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论证。
（二）赣州方言岛成因分析上述的已有的四种关于赣州方言岛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每一种说法又不能单独成立，这需要将其综合考虑分析，并寻找更具说服力的史料证据，方能解开赣州方言岛的形成之谜。
首先，我们来看看赣州在古代的历史地位。古代赣州，因其“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要会，成为岭北军事重镇和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兵民财赋，素称重地”，自古以来就是沟通赣、湘、闽、粤的江南重镇。赣州在军事上是有着重要地位的，自然也就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乱少不了光顾此地。这说明战乱在赣州确实是频频发生。
根据笔者对《赣州府志·武事》的考察，发现赣州在宋朝时较为安定，但到了元明时就较为混乱，尤其是明初之时尤为严重，赣州一带时常有叛乱之事。正如上文“战乱说”中提到的每一次战乱过后，城里的居民几乎惨遭清洗，这导致了赣州城内人口骤减，人口大大减少带来的后果便是使用本土语言的人数的减少，这就为一种新的语言的入驻提供了可趁之机。
到了武宗时期，便有一支使用西南官话的部队进驻赣州城。据《赣州府志·武事》记载：“武宗正德三年二月，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陈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兵督副使王秩等击之，获积钦，俘斩千七百徐人。”[4]此处提到了广西狼兵进驻赣州城，根据注释，明代称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上司的兵为狼兵，而根据《广西汉语方言分布图》（详见图二）显示，东兰、那地、南丹所说的方言就属于西南官话。
到了明代，开始实行卫所制。据《府志》记载：“明制，天下各设卫所，以屯以守。江西凡三卫，而赣州居其一。卫所之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二十八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4]由此可见，赣州的卫所规模并不小，而如此大的规模所带来的便是大量的狼兵。官府大量招狼兵入城，赣州城百姓也只能是一概地屈从。大量的狼兵入城，其实便是外域文化的大量侵入，极大地影响了城内百姓文化与生活，最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的潜移默化，赣州城原来的语言基础开始瓦解崩溃。
以上的分析综合了之前提出的“战乱说”和“卫所制说”，至于民间盛行的跟王阳明有关的“避嫌说”和“王阳明推广说”对赣州方言岛的形成是不是毫无作用呢？并不是的，王阳明对赣州话的推广还是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到了王阳明时期，这种西南官话的影响力度骤然加快。首先是由于王阳明破贼无数，有相当多的刺客来刺杀王阳明，以阻止王阳明对农民的镇压活动。王阳明以“破贼易，破心中贼难”为攻心战术，在城内采取“十户联保”形式（诛灭九族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要求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不能通匪，否则十户人家全部受牵连，一概杀头。而为了防止刺客入城，王阳明要求城内军民一律要会讲几句“西南官话”，否则以匪人论处。严令一出，全城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赶紧学官话。而据说当时的信丰县城嘉定镇驻扎的军队，也仿王阳明在赣州城的做法，强制推行西南官话，以致信丰县城也出现了与赣州城类似的孤岛语言现象，只是地域的差异，信丰官话与赣州官话略有区别。从此，在赣南客家大语系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官话一直留传到今天。
首先是长期的叛乱和镇压叛乱所带来的战乱使得赣州城内人口急剧下降，随后出于政治稳定之考虑，朝廷从广西招募了大量的狼兵派遣到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或“匪”、“贼”较猖狂的地方，这些使用西南官话的广西“狼兵”长期进驻赣州城，强势人群的语言压制了弱势人群的语言，势力单薄的赣州百姓默默地接受这样一种外来的语言和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语言渐渐在赣州城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为赣州百姓的子子孙孙所沿用至今。而之后明朝四省巡抚王阳明来赣“剿匪”，他对官话的强制推行进一步巩固了西南官话的统治地位，使得赣州方言岛逐渐在这个客家方言的“汪洋大海”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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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刘蕾
编辑：王晓芹
摄影：邓建人
版面：小可
出品：客家风骨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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